滇人建构的两座当代书学奇峰——周善甫和熊秉明的书法理论

陈友康

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构成书法艺术活动的两翼和双轮。书法理论对于书法创作、鉴赏、评论和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云南书法名家辈出，成就卓越，每位书家都有自己的书法理论，并有一些书家零散表达了自己的书法观，但总的来看，云南书家不太善于进行理论总结，体系化的书法论著，除晚清孙清彦《书法枝言》外，难见其他。周於礼、钱南园书法名重天下，然而他们的书论罕见。因此，滇人的书法理论建构是较为薄弱的。当代却有两位书家自觉进行深度理论思考，建构起特色鲜明的、原创性的书法理论体系，不仅在云南书法史上大放异彩，而且放在中国书法史上和书法美学领域也有重要价值，堪称当代书法理论的两座奇峰，他们是周善甫和熊秉明。

周善甫先生和熊秉明先生都是有哲人气质、灵心慧性的书法家和书学家，爱智爱美，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目标和高远胸怀，热心追问事物的根底，探究形而上之道，并进行理论化表达，写成理论著述，他们的书法理论别致、精辟，成自家面目，难能可贵。

一、周善甫运智与运慧的书法思想和简草理论

周善甫先生（1914—1998）是杰出的哲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与胞兄、画家周霖并称“玉龙双璧”。他是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先行者，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继艾思奇之后又一位具有原创贡献的云南籍文化人。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主任黄枬森教授说：“一代哲人周善甫先生是为中华民族核心精神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纳西族文化老人。”①这是一个非常有高度的评价。

周善甫无心做书家，但他以他高洁的品格、豁达的心胸、渊博的学识从事书法艺术创作，“欣然于偶得”，逼近“艺海漫游”的真谛，不染尘俗之气，形成温文儒雅、平淡率真、清新流美、亲切动人的独具一格的学人书法。他“学养深厚，德行高洁，与时俱进，综合创新”，②对书法理论作了深入探索，提出“运智运慧”理论，倡导简草书并在实践中取得实绩，在中国书法史上作出重要创新。因此，他在云南当代书坛乃至全国书坛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周善甫撰写了《简草谱》专书和《“简草”之试尝》《书法师承论》《运智与运慧》 《“方”“法”纵横谈》等书法文章。 ③他的文章不是学院派论文，讲的都是他自己的体悟和见解，每有别致的观点。他说：“书法是隐含人生与时空的哲学。”④ 《运智与运慧》用哲学思想分析书法，观点很有新意，产生了较大影响。台湾《雄狮美术》曾加以转载，引起海峡对岸书法界的关注。 1996年秋天，解放军总政治部原副主任、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史进前将军到昆明，专门向他请教“运智与运慧”的道理，并赠送“老当益壮，再创辉煌”的条幅。晚年，他不时受邀到各地讲课，教授书法，讲得最多的就是“运智与运慧”。可见这是他很得意的独家悟解。《运智与运慧》应该作为当代书论的原创性理论加以重视。

（一）运智：初学书法的不二法门

周善甫认为，学习书法，首先是运智，就是从技术性层面认识和学习书法。“智是认识、理解和利用客观世界的能力。基于物质，所据者理，驭之以科学。”物质的东西，具有客观的规律，可以用科学加以认识和把握。书法中的“运智”就是掌握书写的基本技能，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因此他说书法首先是技术：

从底里说：书法，先该是门技术。关于技术，有名言说它是“无数遍重复的成就”。因此，书法技术的培训，也先有待执起笔来做无数遍的重复书写。写熟了，熟则生巧。临摹起古碑帖来，眼锐手准，尽管徒言形似亦足以乱真，即此便是技巧，便是功底，也便是初学的不二法门。

书法在初学阶段之不合视为一门学问，就如孩子咿呀学语之不合视为一门学问一样。只管让孩子无数遍重复地听和说，耳顺嘴熟，自然就辩才无碍了。没有谁先让孩子研究了语言科学，又才按语法的规范要求来说话。

科学技术的一大特点是理性，要求冷静地顺应客观规律。“书法先是门技术”强调学习书法需要无数遍重复练习、临摹，打牢基本功，然后“熟则生巧”，这就是学习书法的客观规律。书法涉及运笔、结体、墨法、章法等技术性问题，技术就可以通过反复的训练获得，学习书法，就要下无数遍重复的死功夫，掌握基本书写技能，这是“初学的不二法门”。这一阶段，根本不必急于寻求玄乎的理论，他用孩子学语为喻，说服力很强。

这是“运智”的正面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周善甫称为“智计”，即凭借小聪明投机取巧，“崇智计、重权宜”。这样“运智”就会误入歧途。针对有些学书者热衷研究“书学”，而不在练字上下苦功夫的现象，周善甫说：

现时有某些学书者，方才入门，就一头扎进书法的议论中。找书籍、访碑版、听讲课、求名师，用力不为不勤，就单单放松了踏实临摹的基本功。于是眼高手低，谈理说道，倒也陈义高轩、入木三分；可动起笔来，就心疲腕弱，不能成字，倒甚至以歪论自圆，以新奇藏拙。自误之深，莫此为甚。索其病根，就在以脑代手，运智不运慧。这可能是崇智计、重权宜的时风，在书法领域的反映。

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个提醒十分重要。书法理论、师承自有其价值，但如果志在学书法本身，不练好技术，只热衷于“找书籍、访碑版、听讲课、求名师”，漂浮于外围，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自误之深，莫此为甚”。

（二）运慧：书法是艺术中最艺术的品种

如果书法仅仅停留于技术，那确实不能成其为艺术。艺术是对技术的超越和升华，写字要由“技进于艺”，才成为真正的书法。所以，周善甫进一步讨论书法的艺术性问题，提出“运慧”理论：

书法，是门艺术，而且是高度抽象的形象艺术，比国画还要玄乎。……它是艺术中最艺术的品种，是去理最远、离情最近的艺术。因而最宜运之以慧，动乎情，得乎心，又克应之以手，能感人于法理之外，这才是技进于艺的书法之道，作者也才会有“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艺术享受。

在这里，他把书法摆在了艺术的最高位置，原因一是书法具有比图画更高的抽象性，是形象性和抽象性的辩证统一；二是它的主观性更强，是“离情最近的艺术”。在正统的西方式的艺术理论里，最高层次的艺术被认为是音乐与诗歌，原因也在于它们的抽象性（与具象艺术而言）和抒情性。西方没有书法，他们的艺术理论自然不会讨论书法。把最具中国特色的书法艺术抬上艺术的最高殿堂，体现了他对书法的热爱，也体现了他超卓的艺术眼光，是一种理论自觉和创新。

既然是最高层次的艺术，那么，对书法艺术的创作就有更高的要求。周善甫把这种要求称为“运慧”：“我认定：书法宜运‘慧’以求，而不可‘智’取。”

至于“慧”的命意，与其获致之由，虽涉玄识，亦可习之于实践，简而言之，慧，是与生俱来，人莫不有的良知。恃之，能直辨真、伪，善、恶与美、丑，厥功至大。但每易为自我的物欲所蒙蔽，遂多晦而莫显，而致所见每迁。这，自为艺术活动之大忌。去翳之道，当诚而行之者有二： 一是对人富于热情；二是对己淡于私欲。行之不舍，是曰养慧。到积善成德，便能意境卓越，神识清明。以之运乎艺事，始克出真知，见性情，感人于最直接处。试观天下名作莫不如此。即使我们自己，尽管修养还差，但一时忘怀物我之作，也总觉得意。这该是不自欺的体验。

虽然把书法摆在最高位置，但对书法创作的路径和方法依然讲得很平实。他也提到达到最高境界有玄妙之处，但并不认为高不可攀。他认为通过实践可以获得“慧”。“慧是澄清、感悟和享领主观世界的禀赋，基于心性，所依者情，表之以艺术。”慧是与生俱来的良知，是分辨真伪、善恶、美丑的禀赋，人人具有。但在后天容易被物质欲望障蔽和污染。“运慧”就是要通过道德修养、人品提升把这种障蔽和污染清除，使“慧”重新显现出来，“积善成德，神识清明”。以此来从事艺术活动，才能“出真知，见性情”，创作出感人的作品。

高层次的艺术，需要高境界的创作者。他认为，心地的晦暗污浊、见识的浅薄庸俗是艺术创作的大忌。这是人心被“蒙蔽”的结果，要祛除这种蒙蔽，要真诚地践行两点， 一是对人富于热情，二是对己淡于私欲，总之就是一个人格修养的问题。这两点很平实，要做到也不容易。但努力“诚而行之”，就会有效。超越于名利之得失，“物我两忘”，追求艺术真谛，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他强调这是“不自欺的体验”。因为在书法活动中，他不求闻达，确实没有名利的考量。他谈自己的写字体会说：“文字内容符合自己的意思时，字写出来也不同。如写《道德经》时，自己的境界提高了。字就写得好。假若让我写一段无聊的广告，一定写不好。”⑤

因此，“运慧”说到底是做人的问题，立品的问题。人品是书品的灵魂，心正则笔正，做一个品格高尚、心胸亮丽、气质高雅的人，才是人生大智慧。有此大智慧，才有真艺术。他在《道德与文章》中说：“作者在仁爱之心所鼓舞的道德意志下，才能写出至情至性的文章。”⑥书法创作也是这样。清朱和羹《临池心解》说：“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 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

“试观天下名作莫不如此”，是用书法史证明人品与书品的关系。颜真卿的书法取得集大成的成就，负天下重名，与他的品格密不可分。颜体书法体现了书法艺术中的崇高之美，与他“忠臣烈士，道德君子”（欧阳修《唐颜鲁公书唐碑》，《集古录跋尾》卷七）的为人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统一的典范。欧阳修《唐颜真卿麻姑坛记》（《集古录跋尾》卷七）说：“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画。”又《唐颜鲁公二十二字帖》（《集古录跋尾》卷八）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钱南园书法为世人所重，同样是因为他的正直和勇毅。左宗棠对南园的人品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钱南园先生文存序》中说，南园书画是人品光辉之流露、天地正气之凝结：“先生为人，清严可畏，其书画行诸外者，无非充实之光辉。譬犹石上孤松，独立云壑，而骨干枝蘖，苍然以坚，黝然以光，人人望而知敬，盖天地严凝之气所钟也。至直节之契圣明，道义之符贤达，风采之慑奸贪，尤其显者也。令生当其世，为之执鞭，犹恐先生我弃乎！”⑦近代云南书坛三大家赵藩、陈荣昌、袁嘉谷都崇仰钱南园之为人，人品高，书品亦高。

（三）反俗：批评书法界的邪门歪道

基于书法“是艺术中最艺术的品种”和“运慧”理论，周善甫反对书法界的庸俗现象：

若反此而行，老是盘算得失、计较锱铢、考虑时尚、剽据理论、祖述师承、伤脑筋、逞智谋，去“科学地”“机智地”写字，那只能“机关算尽太聪明”，“七窍尽开而混沌死”。不论你是如何谨严的“传统派”，抑是如何狂怪的“创新派”，终将只能留下些无关乎己、无动乎人的墨鸦而已。

这段话批评了书法界的不健康现象。“机关算尽太聪明”典出《红楼梦》，后面还有一句“反误了卿卿性命”，这是人们熟知的；“七窍尽开而混沌死”典出《庄子 ·应帝王》，都是说自作聪明，是取死之道。

最大的俗是利欲熏心，把书法作为牟利工具。书法是艺术品，有一定的商品属性，严肃认真地创作，转化为经济效益，天经地义。但如果唯利是图，一手拿着算盘， 一手写字，恐怕就会堕入恶道，字也写不好。书法创作说到底是精神创造，人格的高度决定着作品的艺术高度，书家应该保持精神的纯洁性和超越性。庸俗的观念和生活必然淹没美好人性，也淹没艺术。周善甫批评的正是那些以营谋混迹于书法界的人。所谓“智取”，所谓“机智地写”，都是指俗虑填胸，以非艺术的手段追逐声名、地位和金钱。批评唯利是图的书家说：“现在有些人喊着要为艺术献身。其实，他们走进艺术的殿堂总想捞点什么，根本不是为艺术献身，而是艺术为他献身。艺术就是孤独，艺术是被逼的。”⑧话说得俏皮，却入木三分。

周善甫坚持“书以载道”的观点，反对“不可读的书法”和“无标题书法”。他认为，“文以载道，文章要作为装载道德（真理）的车辆，空车无用；字以书文，故字以载道。”练书法的人，划些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倾向是错误的。搞书法，即使写的是一个字，如“龙”“虎”，你说不是文章，不对。“龙”“虎”自有它所象征的东西， “虎虎生气”嘛。假使什么字都可以写，那为什么不写个“猪”字“狗”字挂起来？所以字一定要载道。⑨对于人们不写“猪”字悬挂的道理，周善甫不只一次讲到，除上面引述的外，他还对《云南日报》记者李启斌说过：“书法是一种气势，是一种人的思想力量。人们喜欢写一个大大的‘虎’字挂在屋子里，显示着一种生机，但从来没有人写一个大大的‘猪’字挂在屋子里。”⑩书法就其造型美来看，有一定的抽象性，“无标题书法”只要表现出线条自身的美，固然可以聊备一格，但究竟不是书法的正途，难成气候。书法载道的功能应该肯定和坚持。

周善甫还指出了书法界一种不正常又让人莫可奈何的现象：书法的依附性。1981年10月24日，他在致李晖的信中说：

书法这玩意，似乎不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不跟声望、地位或其他艺术成就相附丽，便极难出现仅以书法著称的书法家。所以，我在这方面所能得有的高兴，也不过就此而已了，殊无必要对此作更多的抱负和沉溺。大概欣然于偶得，却并不去汲汲以求，才是漫游艺海的真谛，甚至对一切成就都应作如是观。这是东方人特有的哲学和风貌。[11]

这段话最有意思的是，他说破了书法界的一种现象：以书法成名的人往往是声望、地位高的人，单靠书法成就而想成为书法家“极难”。书法附丽于书写者的地位和声望得以认可和流传，古代不少见，当代书坛更是相当普遍。一些人写的字根本入不得书法之门，但遍布街市报刊，因位高权重，被追捧颂扬。这是一种恶俗，是对书法艺术的亵渎，却大行其道，实在可悲可叹。书法成了附庸，成了阔人的伪风雅，所以他说“书法似乎不成为独立的艺术”。

但可以放心和欣慰的是，真正的书法有它的艺术尺度，有它的独立性，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得到人们的喜爱，还必须靠过硬的本事，靠书家的人品风范。周善甫书法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不去汲汲以求”，“欣然于自得”，参透了艺术创作的真谛，从容洒脱，进行非功利的创作，因此，他不依附于特殊的身份地位，而终有大成。而一些官场中人，身居高位时，时人争相媚誉， 一旦身败名裂或退出官场后，所谓书法就一文不值。艺术始终要走“向上一路”。

（四）《简草谱》：滇中文化界的骄傲

周善甫的书法理论创新，还表现为倡导和创制简草。他熔章草、今草和行草于一炉，形成独树一帜的简草。其简草“以简求便，以约求美”，追求简化与美化的统一。并著《简草谱》阐述简草理论。[12]

“书谱”是古人表达书法理论的一种体式，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专谈理论，如唐孙过庭《书谱》，南宋姜夔《续书谱》；一种是直接书写典型字体作为示范，如陈、隋间人智永《千字文》。近人于右任把这两种类型结合起来，组织团队编纂《标准草书》，既有理论阐发，又有书写示范。书谱类论著指导性、示范性强，在书法史上影响极大。

周善甫继承于右任的做法，撰写了《简草谱》，系统阐述简草理论，标准化草书字形，为创作简草提供规范。以“谱”命名自己的书法著作，可见他的志向，就是效法古人，追求不朽之盛业。确实，《简草谱》在中国书法的现代发展史上踵武前贤，别出新姿，对标准草书的普及具有积极意义，对书法艺术与时俱进作出贡献。考古学和文物鉴定专家张永康认为，周善甫创立的简草“是中国书法史上一项承前启后的大工程，也是滇中文化界的骄傲。”[13]

书法是艺术，不以实用为目的，而以审美为圭臬。汉字在中国大陆实行简化之前，都是繁体字（正体字），简化以后，大陆的实用文字就统一为简体字，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依然用繁体。历史上书法家们用繁体字进行书法创作是顺理成章的。现当代书家延续这一传统，继续用繁体字创作也有其合理性。同时，也要看到另一面，古代书家也使用简体，在草书和行书中尤其突出，实际上形成另一个传统，用简体进行书法创作并不是现代人的异想天开。

古人虽有实践上的成效，但没有理论自觉。随着社会的发展，用简体字进行书法创作才成为自觉的追求。20世纪30年代，于右任着力推动标准草书，提出主张，研究规律，编制字表，形成了颇有影响的标准草书运动。

于右任是革命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元老，他致力标准草书不仅仅着眼于书法本身，而有高远的目的。他在《标准草书自序》中说：

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现代各国印刷用楷，书写用草，已成通例；革命后之强国，更于文字之改进，不遗余力。传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事虽细，可以喻大。且今之所谓器者，乃挟之与各国各族竞其优劣，观夫古今民族之强弱，国家之存亡，天演公例，良可畏也！然则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急务欤！[14]

他从文字发展规律、国际竞争、民族前途、文化复兴的高度来看待文字使用问题，认为使用简易的文字有利于节省国民时间，发挥文化功能，也有利于中华民族在激烈的“各国各族”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而大力提倡标准草书，组织书家按照“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个原则进行整理，从古代数十万字的草书作品中筛选出一千多字作为规范字体，1936年6月完成，出版了《标准草书》。他本人坚持用标准草书创作书法，深受好评，成为公认的“当代草圣”。

于右任也认识到标准草书还不被所有人理解，甚至还被部分人所轻视，但他坚信“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希望“当国运重新之时，知必为进步之国人所接受也。”1955年，刘延涛在台湾出版《草书通论》，于右任为之题诗：“理有相通期必至，史无前例费深思。定知再造山河后，珍重光阴或赖之。”肯定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业，是理之必然，今后大家要节省时间或许会依赖标准草书。推行标准草书，是于右任孜孜以求的文化事业，耄耋之年，他仍然念兹在兹，反复书写1948年所作《百字令 ·题标准草书》赠人，把弘扬标准草书的使命托付给后人：

草书重整是中华文化复兴先务。古昔无穷之作者，多少精神贯注。汉简流沙，唐经石窟，实用臻高度。元明而后， 沉荒久矣，谁顾？ 试问世界人民，超音争速，急急缘何故？同此时间同此手，且莫迟迟相误。符号神奇，髯翁发见，标准思传付。敬托同志，来为学术开路。

周善甫在于右任开辟的道路上勇毅前行，是他的异代知音。他的《简草谱》是在于右任提出标准草书半个多世纪后的有力回响和进一步推进。他说：“古来就有许多识者不断进行过草书定型的努力，近代于右任先生所提倡的‘标准草书’更具创见，都曾有一定的成效与影响。因此，沿之以求草书的标准化，乃是行所当然的急务。”他还提到：“周总理曾勖勉书法界，对写好简化字作出创造性努力，可是我们却漠然置之。”[15]

《简草谱》包含“绪言，要领，研习、效能与展望，简草的组件、常用字简草谱、钢笔书例、毛笔书例”七部分。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写这部书谱，他是精心考虑的，并且侧重于运用。此书有两方面内容， 一是阐述简草理论和技法，二是标准化简草字体，拟制出《简草的组件表》《常用字简草谱》。《常用字简草谱》书写了三千个常用字的简草样式。加上《简草组件表》约两千个独体字组件，共有近五千个常用字，基本能满足日常书写的需要。选用的简草样式，以简单、常见、易识、美观为原则。这个部分极见功力，应用价值很高。

周善甫阐述了创立简草的理念，是谋求书法的与时俱进，一是汉字源远流长，使用人数达十多亿，在可预测的时间内，它将继续存在下去。二是与所有事物一样，它必然不断变化。三是它发展的趋向，为其本身的“巨大势能”所决定，亟待完成早已出现的由楷至草的合理过程。因此，写简草， “就是说应谋草书的普遍通用”。

要完成“草书普遍通用”的任务，一要简化，二要标准化。各种草书在书法界广泛运用，但千奇百怪，难于辨识，也无法通用。他说：“历来习草之士，乃执意表现自我，诡异博变之风既炽，统筹共用之功遂疏。人各创型，幅各异制，于是莫衷一是，习读为难。去通用愈远，则其声势愈孤，徒尔徘徊自赏，萧然在野而无所用世。”[16]创制标准化草书，就解决了这一弊端。

制作简草的目的，一是顺应时代需要，提高书写效率，“用效率来体现时代精神”。现代“社会发展如此剧急，文事接触如此频繁、生活节奏如此迫促”，简化字体，提高书写速度，才能满足社会需要。“时运既要求速度，草书便近乎理想。”二是与时俱进，实现书法艺术创新。他认为，笔画的由繁趋简是汉字发展的基本规律，书法艺术要适应这一规律，因应现代社会重视效率的要求。当代青少年写字混乱潦草相当普遍，这固然令人头痛，但反映了“草书通用化的自发要求”，想叫大家回到规规矩矩写楷书、行书的老路上，是顶风行船，殊难奏效，对多数书写者来说，也无必要。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因势利导，催化这一倾向，整顿草书，让它出而当家”。

关于简草的效能，周善甫认为，对一般书写者而言，只要通过不太繁重的努力，掌握基本原则和组件，就能把书写效率显著提高，从而也提高文字工作效率。对于专业书法家而言，它拓展了书法创作空间。同时他也认识到，这是一件新鲜事物，还不完善，但确实是“可信的方向”，需要书家不断实践开拓，“玉成社会的美举”，“共跻佳境”。

《简草要则》阐明了简草书写要领：

笔画务求简便，落墨力避多余。勤于提按，自踊跃出精神；惜墨如金，以气势见联贯。重法则以利通入，容变异以谋演进。用规范来要求站稳脚步，用效率来体现时代精神。洒脱疏朗，迥出新姿。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创作简草是为了体现时代精神，谋求书艺“演进”。萧子显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 ·文学传论》），书法也是如此。只有与时俱进，谋求创新，才能建立自家面目，推动艺术进步。现代社会的特点是讲求效率，要适应社会需求，书法创作也要有所改变，它的社会价值才能更好实现。这和于右任是高度一致的。二是以笔画的简便寻求“新姿”，即创造新面貌、新风格。简草不会削弱书法的美，应用得好，可以形成“洒脱疏朗”的新面貌。三是注意了传统和创新的统一，变异和规范的统一。不遵守基本书艺法则，以畸变为创新，就是书法大家吴玉如说的“妄逞险怪，是诚书法之恶道”。[17]周善甫要求简草书在掌握基本法则的基础上谋求新变，既不乏超越传统羁绊的通脱，也有遵守艺术规律的稳重，是比较平允的。

周善甫认为，简草为书法家开辟了新的艺术疆域，可让书法获得“无限生机”：

在掌握其字面框架的基础上，进而赋予它以自我情志所要求的血肉与气质，也完全可与其他书法等同的表现力。而且它的结体也更符应现代洒脱利落的审美心理所要求，足以成为富有生活气息而任君驰骋的书法新疆。只会扩拓而不致拘束书法创作的可能。

针对有人担心简草影响书法美的顾虑，周善甫指出：

这，也许会引起艺术表现呆板化的顾虑。其实，书法的审美要求，更深沉地存在于结体、行笔、用墨和手法呼应之间；至于字形的多样，则仅属表层权宜，未可视作不二法门，倒是跳出象牙之塔，广求识赏，却尤足获致艺术表现的无限生机。

简草所要求的一致与通用，是从实用出发仅就字体框架的制例而言；而从书法艺术论，其表现的形式，则仍略无拘束，尽有赋予不同风骨、性格和情志的充裕可能。犹如楷书虽也有其严格定型，但也不妨碍王、颜、柳、欧等之各有千秋。艺术和社会效果两者，只能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不存在互相矛盾，顾此失彼的问题。

他的论述深谙书法创作和审美之道，可以打消顾虑。笔画多少确实不是书法美的根本性问题，书法是“有意味的形式”，真正体现书法水平和美感的是书写者的性格、情志、风骨，以及结体、行笔、用墨等手法，这些元素才能给“形式”灌注“意味”。所举楷书的例子很有说服力。追求书法的“社会效果”，更体现其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

周善甫按照自己的简草理论进行书法创作，写了许多简草作品，灌注了他的自我情志，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和中孚、孙炯说：

他凭借慧悟，在披阅中国传统文化之时，已将中国所独有的书法艺术沉淀在胸，了无声息地汇聚百家，溶出一个卓然独立的书法大家。“书如其人”，在随意书写中，也点画出了乐观、潇洒、纯气的整个生命形态，流露出精神世界中美的活跃精灵。国际著名的钢琴演奏大家傅聪在英国获得周善甫的书法，他赞扬道：这是如歌的行板，波动着流畅的旋律。[18]

张永康评论说：

他的每个字，是用“心”来写，意在笔先，没有花架子，更无火爆气。仔细读来有一种古朴、深幽、冲融、飘逸、性灵之气四溢而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这种墨含韶华，笔致简约，章法严谨，收放有度，神采飞扬的书法创作风格，我以为，这就是“温文儒雅，平淡率真”的风格。[19]

周善甫的简草书理论得到书家肯定，称誉其在书坛“卓然而立”。2008年3月30日，张永康在《光明日报》发表《周善甫书法》，高度评价他的简体书法理论和成就：

善甫先生在书法理论方面造诣很深，并致力于草书的标准化推广，所创“简草”书体熔章草、今草、行草于一炉，墨韵纯厚，风格独特，以其浓郁的书卷气卓然而立于20世纪的中国书坛，被誉为一代学者型的书法家。

书家杨光宇跋周善甫书《老子道德经选读册页》说：“是册书老子道德经选读，凡三十三页共二千六百多字，为周老善甫先生晚年简草之精品。善甫先生集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文学家于一身，放眼当今书坛，亦为罕见。其《春城赋》享誉海内外，《简草谱》独树一帜于寰宇，于是善甫先生书名愈久而愈大。”[20]书家陈绍元题该册页诗云：人品文章一代宗，即论简草亦为雄。春城赋传誉海内，独树一帜唤东风。[21]

尽管标准草书和简草存在争议，但传统艺术如何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是个关系书法前途的大问题，于右任和周善甫等人进行的探索为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启示。事实上，不管人们承不承认，使用简体字进行书法创作已经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简体字不等于标准草书和简草，但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方面，内在的精神是一致的。

书法的美主要在于书写本身的美，但与书写的内容也有密切关系。书写是形式问题，如果与内容高度统一，则一件书品无疑更有价值，更能发挥它的审美功能、娱情功能和化育功能。那么，写的是什么，就要让人看得懂。周善甫先生说：“书法纵使具其卓绝的艺术性，但亦基于它之所从出的实用性。要是写出的字全非鉴赏者所可识，便先失其存在的依据与活力，更无所附丽其审美观点。”[22]吴冠中先生也说：“无可争辩，书法与艺术抽象结缘已久远，但她不可能下嫁给抽象艺术，成为抽象艺术之家的儿媳，因为，她永远离不开生养她的家门：实用性与可读性。”[23]简体书便于辨识，实用性与可读性强，有利于欣赏者更好地领略书品的内容，以发挥其社会作用。所以，用简体字进行书法创作，是站在更好发挥书法作用和欣赏者立场来思考问题，有一种艺术民主的诉求在内，也体现了周善甫“去书法神秘化”的开明态度。

标准草书和简草是现代书法艺术因应时代发展变化而出现的，是书艺的新变。艺术创作追求多样性，标准草书和简草固不必人人信奉和遵循，但别为一体，亦有意义。它们为书法艺术多添了一份异样的美，让现代书法多了一条发展的路径。于右任弟子、参与拟制《标准草书》的台湾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刘延涛说：“（《标准草书》）发千余年不传之秘，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账，为将来文字、开一新道路。”周善甫的《简草谱》亦应作如是观。

二、熊秉明的书法理论：中国书法美学的不朽高峰

熊秉明（1922—2002）先生是熊庆来先生次子，祖籍弥勒，1922年生于南京。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年，被征调为军中翻译官，参加滇缅抗战。1947年入巴黎大学哲学系学哲学，转巴黎高等美术学院习雕塑。1961年起在苏黎世大学、巴黎第三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 198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81年任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1983年，为表彰他对法国教育的贡献，法国教育部颁授棕榈骑士勋章。改革开放以后，他“远行后回归”，经常返国举办美术展览和艺术讲座，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贡献。他是雕塑家、画家、书法家、诗人、艺术理论家、美学家，是20世纪云南籍海外学人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华人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熊秉明文集》十卷（叶朗、陆丙安主编，朱良志执行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被认为是“中国美学一座不朽高峰”。

熊秉明的为人和艺术被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不断评论，充分褒扬。2002年12月14日，熊秉明在巴黎因脑溢血猝逝，引起海内外艺术界、文化界的悲恸和悼念。人们用“巴黎为之暗淡”“世界更加黯淡”来表达对其逝世的感受。[24]2003年2月6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爱丽舍宫举行中国春节招待会，在致词中他特别表达了对熊秉明先生的悼念，说他的逝世“是我们的重大损失。”法国文化部长让 ·雅克 · 阿亚贡在唁函中说：“这位杰出而细腻的艺术家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融，他定居法国使我们倍感荣耀。它是一位伟大的雕塑家、画家和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深具教学才能的大学教授，他的许多关于造型艺术及哲学的著作将作为宝贵的参考书目而弥久永存。”[25]

熊秉明对中国书法饱含深情。从1968年开始，他在巴黎第七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讲授书法课，开始深入研究书法，撰写了博士论文《张旭与狂草》，以及《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等书法理论著作。他打通古今中西，以哲学眼光对传统书法美学作了现代性阐释，精彩纷呈，使他成为当代最重要的书法理论家或书法美学家之一。

《中国书法理论体系》是他的书法理论代表作，1985年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印行初版。出版后好评如潮，风靡海内外，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多家出版社一再印行。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河内利治认为“全书所构筑的书法理论体系中有许多是从来没有的、崭新的观点，我觉得不仅我需要学习，对于日本的书道研究者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好书”，[26]于是译为日文。

熊秉明在西南联大念的是哲学系，又在巴黎大学学哲学，长期浸润于中西哲学中，是富于哲人气质的艺术家。他从哲学高度梳理中国书法的发展史，系统而精湛。著名雕塑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钱绍武认为熊秉明完成了两千多年来没有人做而他做成的“一件大事”，“他抓住了书体的精神本质，所以他能把零乱纷繁的现象分析归纳得一清二楚，使人豁然开朗，心悦诚服。从此知道了书法艺术的真价值，和发展书法艺术的根本途径”。[27]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说：“这本书最引人入胜之处是把书法的理论归结到哲学的高度，形成全书的主线，把许多人物及其观点都错落有致地挂在这条线上，引导读者一气读下去而难以释卷。”[28]吴冠中说：“在他众多作品和著作中，我认为最具独特建树性价值的是《中国书法理论体系》，此著作该得诺贝尔奖。”“秉明结合西方艺术发展，分析、阐明中国书法的形体演变与精神展拓。”[29]

该书把中国书法理论梳理成六大体系：喻物派、纯造型派、缘情派、伦理派、天然派、禅意派，使丰富而纷杂的书法历史明快透彻，让人耳目一新，不仅对认识书法史有意义，对鉴赏、创作书法也大有启示。观点精辟，史料丰富，才气横溢，实在是哲人、学人、才人之作。

熊秉明提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观点，影响巨大。1985年、1988年、1992年，他在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书法》杂志社支持下，分三次在北京举办了名为“书技班”“书艺班”“书道班”的书法研究班，希望“由技进道”，回到中国哲学的诗化源头，并推动书法创新。“为期均为一周，时间虽短，却在当时反响巨大，影响了一代书法家，他的教学实践方法给书法界和教育界很大的启示。”[30]1984年9月，他在北京的一次书法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观点。后来又结合办班进行深度思考，写成《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论文，它是熊秉明影响最大的书法论文之一。

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石破天惊，“有人听了深有同感，表示赞同，当然也有人怀疑，以为狂言，这话的措辞不免有故作夸张的嫌疑”。[31]但确实言之成理。这一命题，凸显了书法艺术在中国文化中的至上价值和崇高地位。熊秉明从中西哲学的差异论证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认为“在有的文化里，宗教是生活的主轴，文化的核心”，而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哲学的特点是“要从抽象观念中归还日用实际”，而“书法代表中国人的哲学活动从思维世界回归到实际世界的第一境，它还代表摆脱此实际世界的最后一境”，因此是核心的核心。然后用书法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从实践层面论证，说“生命最后的时日，能够在这里得到心灵的安慰和愉悦，能不说是文化核心的核心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激进的反传统思潮影响下，“汉字的价值被怀疑、被否定、被诅咒”，但即使是否定、诅咒汉字和书法，人们仍要用汉字和书法进行书写和创作，这一反讽说明汉字和书法的强大生命力，“就在彻底打倒传统文化的风暴中，传统的精灵遁入书法，活力百倍地强大起来”。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艺术，是“写意的哲学艺术”，它伴随中国文化发展数千年，也将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生生不息。熊秉明是当代最杰出的书法理论家之一，他关于“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见解振聋发聩，为书法艺术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价值依据和理论支持。

周善甫先生和熊秉明先生一东一西，本着强烈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满腔热情阐释、弘扬中国书法的价值，建构了独创性书法理论，令人敬佩。他们的书法理论对新时代中国书法的繁荣发展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而滇人朴质，不善于宣扬、传播自己的文化成就，光华被埋没，于是云南边徼之地、文化落后的印象一再被强化。近人于乃义先生早就说：“滇古贤擅诗文，名家无虑百数，其不以文名而文特工者，尤不胜悉数。特滇处南徼，交通阻碍，而昔贤尚质，不事标榜，浅识者流遂以滇文化不中原若，岂不谬哉？”（《滇诗丛录》卷三〇）不只诗文领域，其他领域亦然。历史上，两爨碑，担当、周於礼、钱南园、朱家宝、赵藩、陈荣昌、周锺岳等人的书法享誉全国，又岂“不中原若”？滇人要增强文化自信，加强对自身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扩大影响，提高云南文化软实力。像周善甫先生、熊秉明先生的书法理论，拿到全国层面去看，都是一流的，称为“两座当代书学奇峰”，决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审视古今书法理论后得出的事实判断，故值得滇人自豪，应该大力表彰。这也是撰写本文的目的。

注释：

① 陈友康：《仁智气象 ：周善甫评传》，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页。

② 黄枬森题词，《大道之行：周善甫国学论著》，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页。

③ 这些论文多载《大道之行：周善甫国学论著》，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④ 孙炯：《笔底荡漾起生命的灵光——记著名书法家周善甫先生》，《周善甫先生荣哀录》，内部印本，第102页。

⑤ 向佑铭：《一辈子不丢书不丢笔——访纳西族书法家周善甫》，《东陆时报》，1995 年4月20日。

⑥ 周善甫：《道德与文章》，《大道之行 ：周善甫国学论著》，第448页

⑦ 余嘉华主编《钱南园诗文集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页。

⑧ 李启斌：《艺术是被逼出来的——记著名书法家周善甫》，《周善甫先生荣哀录》，第125页。

⑨ 向佑铭：《一辈子不丢书不丢笔——访纳西族书法家周善甫》，《东陆时报》1995年4月20日。

⑩ 李启斌：《艺术是被逼出来的——记著名书法家周善甫》，《周善甫先生荣哀录》，第125页。

[11] 周善甫：《给学生李晖的信》，李晖据手稿誊清打印稿。

[12] 周善甫：《简草谱》，四川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本节引文未注出处者，皆据此书，不逐一出注。

[13] 张永康：《一代书法大家周善甫书法艺术赏析》，《云南文史》，2003年第3期。

[14] 于媛：《于右任标准草书范本》，金盾出版社，2009年版。

[15] 周善甫：《“简草”之试尝》，《云南文史丛刊》，1987年第4期。

[16] 周善甫：《“简草”之试尝》，《云南文史丛刊》，1987年第4期。

[17] 尹连城：《吴玉如论书简注·论今人书法之弊》，《书法》1986年第6期。

[18] 和中孚：《健笔凌云意纵横——缅怀周善甫先生》，《云南画报》，1998年第2期。

[19] 张永康：《一代大家周善甫书法艺术赏析》，《云南文史》，2003年第3期。

[20] 田丕鸿编《天雨流芳——周善甫书法作品集》，第76页。

[21] 田丕鸿编《天雨流芳——周善甫书法作品集》，第75页。

[22] 周善甫：《“简草”之试尝》，《云南文史丛刊》，1987年第4期。

[23] 吴冠中：《铁的纪念——送别秉明》，陆丙安编《对人性和智慧的怀念——纪念熊秉明先生》，文汇出版社，2005 年版，第18页。

[24] 郁风《巴黎都暗淡了》、北岛《如果天空不死——悼念熊秉明先生》，陆丙安编《对人性和智慧的怀念——纪念熊秉明先生》，第21、45页。

[25] 陆丙安编《对人性和智慧的怀念——纪念熊秉明先生》，第209页。

[26] 河内利治：《缅怀熊秉明先生》，《对人性和智慧的怀念——纪念熊秉明先生》，第187页。

[27] 钱绍武：《熊秉明先生的艺术》，《对人性和智慧的怀念——纪念熊秉明先生》，第251页。

[28] 来新夏：《读 < 关于罗丹 > 的札记》，《对人性和智慧的怀念——纪念熊秉明先生》，第266页。

[29] 吴冠中：《铁的纪念——送别秉明》，《对人性和智慧的怀念——纪念熊秉明先生》第18页。

[30 张斌：《熊秉明和观念艺术》，《对人性和智慧的怀念——纪念熊秉明先生》，第323页。

[31] 熊秉明：《书法和中国文化》，《熊秉明文集》第4卷，文汇出版社，1999版，第256页。

作者简介：

陈友康 现代著名文化史研究专家、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