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中的文化认同教育：理论内涵、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杨松禄 翁慧慧

摘要：在边疆治理中，文化认同教育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所谓文化认同教育，是指强化人们对国家共同文化认同的教育。边疆治理中的文化认同教育，就是通过系统性地传播、传承中华文化知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促使边疆各族群众不断增进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知和认同的过程性实践，是“认知、情感、价值、行动”相统一的系统性教育。它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实现边疆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有形有感有效推进文化认同教育，要优化教育布局、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完善教育机制、建强教育队伍，构建多样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文化育人机制。

关键词：边疆治理；文化认同教育；中华文化；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中高度重视发挥文化的润泽、涵育作用，不仅提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战略，还将“文化润疆”纳入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把“以文润城”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原则，突出强调文化认同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2025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专门强调了“文化涵育”，提出要“强化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教育”首次将“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纳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范畴。

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边疆地区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认同问题是边疆治理的核心问题，因为“如何处理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认同问题，尤其是维护国家认同的地位，既是边疆治理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边疆治理的重要任务”。文化认同是构建和巩固国家认同的关键环节。这种认同的形成需要国家通过多种方式持续地引导和培育。在诸多措施中，教育是引导边疆各族群众增进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一条基础且重要的途径，因为“认同的心理结构要在发展的尺度上不断地同化新的事物，需要一种特定的动力机制，即教育”。

关于边疆治理视域下文化认同教育问题，现有研究主要有三类：一是将文化作为边疆治理的一种软实力或者柔性资源，提出文化戍边、文化治边等治理方略，强调要重视文化传承与传播对增进文化认同的作用；二是研究边疆治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契合，强调文化认同对于推进边疆治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提出要进行文化认同整合，以“消解各种认同之间的张力”，确保“边疆各少数民族国民具有国家认同的稳定牢靠的文化心理基础”；三是从路径或机制层面研究中华文化教育对于边疆治理的积极作用，强调要构建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教育体系。以上研究都强调了教育对于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对文化认同教育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且提到的教育更多是指学校教育，而忽视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日常生活教育、干部教育等教育方式。而把教育及人们对于教育的认识框定于“学校”的窠臼之内，这与现代教育的要求明显不相适应。本文尝试提出“文化认同教育”的概念，系统梳理边疆治理中文化认同教育的价值意蕴，并结合当前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探索构建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文化认同教育实施路径。

二、边疆治理中文化认同教育的理论内涵

“认同问题是突出的边疆治理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是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边疆治理是国家出于维护发展、稳定与安全的需要，运用其力量解决边疆地区各类社会问题的系统性过程。边疆社会具有显著的多元性，在这一环境中存在着多层次的认同结构，如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家族认同、文化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等。在这些认同中，国家认同通常被视为最高层次的认同形式，但在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的国家认同并非自然形成或始终处于优先地位，因而需要国家通过有效的治理手段对不同认同进行引导与整合。可以说，认同整合是边疆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推进认同整合的过程中，必须面对边疆地区文化形态多元的现实。作为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域，边疆社会的民族本质上是基于共同文化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文化纽带是维系民族延续的关键因素。个体成员的认同往往始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而作为国家公民，也需形成对国家层面共同文化的认同与忠诚。文化认同，特别是对国家层面共同文化的认同，是国家认同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础。在这一意义上，文化认同构成了最深层次、最具根本性的认同形式。同样，对国家层面共同文化的认同也非自然生成，它需要国家有意识地进行塑造和强化。在各类治理工具中，教育被视为一种基础而重要的手段，用于系统传递和深化对国家共同文化的认同。因此，文化认同教育在边疆治理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边疆治理中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认同”（identity），意指身份；同一性、一致性，一开始在心理学、人类学等研究领域广泛使用，后来也成为政治学研究的热词，常常被用于表示某个个体对所属群体的身份认可以及所持有的情感和价值观。正如周平指出的，“‘认同’一词用来表示个体对自己与特定的群体、组织或政治单位之间同一性或一致性的确认”。按照这种理解，文化认同是指一个文化共同体中的成员对所属的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之间同一性或一致性的确认，表明“我是谁”以及“我”与“他”的区别。也有学者认为“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本质上是人们基于共同历史记忆、相仿文化习俗等诸多要素的共享，萌生出对特定共同体的深度归属感”。边疆是多民族地区，不同的民族在其长期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这是各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关键。

任何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同其他民族的交往。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通过持续交流、相互借鉴、不断融合，共同缔造了丰富而密切的文化联系与情感纽带，也形成了共享的历史记忆。这一过程为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在国家政治框架下，不论古代王朝抑或近代民族国家，为实现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国家通常会通过制度化的政策安排，引导边疆各民族增强对国家层面共同文化即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巩固其对国家的忠诚。在这一背景下，边疆地区的文化认同往往呈现多元交织的态势，既包含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也逐步形成对国家层面共同文化的认同。

边疆各族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各民族个体的血缘、社会关系、生产生活环境等密切相关，但对国家层面共同文化的认同却要复杂得多。在我国古代王朝国家时期，历代中央政权，无论是以汉族为主体还是由少数民族建立，大多将儒家思想奉为主流意识形态，国家层面共同文化主要体现为儒家文化。地处边疆的各民族都先后“内附、归附、臣服或降服”于中央政权，并成为王朝国家的少数民族，在这个过程中也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儒家文化。即便在国家分裂的时代，如南北朝、两宋和辽金对峙的时代，儒家文化不仅为汉族政权所信奉，也被各少数民族政权所尊崇。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层面共同文化虽然是以华夏文化（儒家文化）为主，但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出现“夏化夷”，还出现了“夷化夏”的有趣现象，这也使得中原王朝的国家层面的共同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正是在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近代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中华民族开始由“自主”走向“自觉”，边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中国大地上的各民族结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被纳入统一的国家框架，中华文化在法律与政治意义上被确立为国家层面的共同文化。在这一背景下，边疆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位民族成员，无论其民族身份或信仰背景，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因此，边疆各民族对国家的文化认同，在结构上体现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理论上看，作为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成员，边疆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在整体认同序列中应居于优先地位，这也意味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应作为更深层次、更具基础性的认同形式。然而在现实中，不同层面的认同并不总是自然协调或同步发展，可能出现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个体认知中暂时高于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情况。在构建国家认同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和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使其成为各民族情感归属的共同基础，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如果个体或群体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强度和次序上超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则可能影响国家认同的稳定性，进而对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带来潜在挑战。所以，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文化认同整合，“让边疆各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度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或者始终将之放置于认同序列高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地位”，这样才能保证边疆的长治久安。

（二）边疆治理中的文化认同教育

既然文化认同对于推进边疆治理至关重要，那么如何增进文化认同就成为边疆治理必须要回答好的重要问题。按照心理学的解释，认同强调个体意义上的心理建构，是“一种从认知到情感，进而影响到个体行为层面的心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文化认同是个体对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的倾向性认可和接受，最终表现为一种心理认同和价值体认。作为心理过程，文化认同体现为“认知、情感、价值、行动”的统一。文化认知是文化认同形成的基础。“认”，意为辨明、看作，或认为、承认；“知”，意为知晓、了解、识别。文化认知，即个体对所属文化的习得、理解以及对所属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可。文化情感是文化认同形成的关键。文化情感体现为个体对文化的内心体验、情感共鸣，只有对所属文化及文化群体发自内心的喜欢、赞赏，才会形成心理的归属感、荣耀感。文化价值是文化认同形成的核心。文化价值体现为个体对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可与赞同，只有对所属文化所表达的价值观念产生心理认可与赞同，才能真正获得自我的文化同一性。文化行动是文化认同的价值旨归。增进文化认同的目的最终要体现为对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上，也就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文化认同在本质上是植根于个体深层心理的主观建构，“它需要通过主体主动的文化意义建构活动来显现自身，并在其实践行动中得以现实化”。这表明，文化认同作为心理活动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的，并且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教育作为有目的、有重点、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知识并培养人的活动，对文化认同的形成发挥着关键作用。按照要素主义教育学派的观点，教育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巴格莱指出，学校教育应通过提升文化中的共同性因素，确保大多数社会成员在思想、理解、准则和精神上达成共识，从而形成集体思维与集体决策，并推动整个群体向更高标准迈进。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认同教育可以理解为，遵循“认知、情感、价值、行动”的内在逻辑，通过系统性地传播、传承文化知识、价值理念，增进个体对所属文化及文化群体的理性认知、情感体验、价值认同，促使他们在思想、理解、准则和精神上达成共识，最终通过实际行动展现出对所属文化及文化群体的归属和认同的过程性实践。具体到边疆民族地区，由于个体存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的认知层次问题，要确保边疆的长治久安，根本在于增进和强化个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使得中华文化的认同始终处在高于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位置。所以，边疆治理中的文化认同教育，就是指通过系统性地传播、传承中华文化知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促使边疆各族群众不断增进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知和认同的过程性实践。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教育引导，对边疆地区进行文化认同整合，不断增强边疆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认同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一部分，是最基础的教育；另一方面，边疆各族群众在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地教育引导下，能够正确“摆放”本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关系，潜移默化地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进而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忠诚感、归属感、荣誉感——这表明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各民族与中华民族是一体与多元的关系，一体包含、统摄并贯通多元，多元组成、支撑并丰富一体。

正确理解边疆治理中的文化认同教育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文化认同教育的底层逻辑是以文化认同促进国家认同。在边疆的所有问题中，国家认同问题无疑是最根本的问题。边疆治理的实践，“根本上都应以有利于增进和强化边疆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水平，达成和实现合理的认同关系和认同结构为依归”。国家认同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和前提的。所以，边疆治理中的文化认同教育，本质上就是通过系统化的教育来增进边疆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增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的过程性实践。二是文化认同教育中的“文化”，核心内容是中华文化。边疆作为国家疆域的一部分，边疆文化或者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自然属于国家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中华文化的本质就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文化，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超越各民族的文化。所以，增进边疆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本质上就是增进对中华文化认同。基于边疆特殊的地理和多元文化环境，文化认同教育中的中华文化，既指作为“主干”的中华文化，这是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也指表现为“国家文化”形态的中华文化，这是中华文化认同的最高层次。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不是否认各民族对自己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这“两个认同”是并行不悖的；只有对作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才会有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强化对作为国家主体文化的中华文化认同。三是文化认同教育中的“教育”是一种系统性教育。文化认同教育不等于文化教育。正如前文所述，文化认同教育应遵循“认知、情感、价值、行动”的内在逻辑，这就要求要围绕“认知、情感、价值、行动”来构建系统的文化认同教育体系，这仅仅依靠学校教育显然是不现实的。推动文化认同教育实现“认知、情感、价值、行动”的有机统一，是一项需要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这不仅依赖于学校主渠道的作用，还需要家庭、社会、宣传媒介、仪式活动以及个体自我教育等多种路径共同参与，形成全方位、浸润式的育人网络。在这一综合体系中，各类教育形式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定位：既包括具有制度化、显性化特征的课程教学与干部教育，也涵盖非制度化、潜移默化的家风熏陶与文化浸润；既依托于场馆、教材等实体载体（“物”的教育），也离不开氛围、榜样等非实体因素（“非物”的教育）的感染。

三、边疆治理中文化认同教育的价值意蕴

“中华”概念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与国家代称的“三位一体”。基于国家、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三位一体”的同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就等同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但三者还是有所区别。国家认同是政治的选择，中华民族认同是身份的确认，中华文化认同是文化的归属，其中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是民族凝聚的精神纽带，起到中介作用。“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这也决定了在边疆治理中加强文化认同教育意义重大。

（一）文化认同教育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打牢文化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主线。”边疆是国家临近边界的区域，“同时也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民族问题是边疆问题的核心，是主要矛盾”。所以边疆治理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处理好边疆的民族关系问题。在古代王朝国家时期，中央政权统治者奉行“华夏居中”“华夷有别”“守在四夷”“以夏化夷”等观念，通过采取“移民杂处、和亲通好、安抚怀柔、羁縻而治、移风易俗、尊俗重教、兴学崇儒、科举取士等一系列举措”来协调中央政权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近代民国时期，为应对外部的民族危机和内部的认同危机，“如何统合传统的‘各民族’，进而在统一国家之下形成一个拥有广泛共同利益的中华民族（‘国族’）共同体”，成为当时政府不得不应对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党和国家对边疆的治理“都被放在民族政策的主题之下进行”。尽管当前边疆治理的政策正在逐步实现“由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向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并重的治理转型”，但协调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仍然是边疆治理的重要任务。维护民族团结最根本的就是解决文化认同问题。“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边疆治理中的文化认同教育，就是要通过强化边疆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增强文化属性的自我意识、深化中华民族的身份归属、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进一步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文化根基。

（二）文化认同教育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动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所谓文化主体性，即“以文‘化人’过程中所呈现的特性”，它表明“文化主体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能够自觉体认自身文化生命存在的意义及其价值”。就国家而言，文化主体性“也可以理解为国家文化主体性、国民文化主体性或文明主体性”。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在中华民族由“自主”走向“自觉”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强化的，但这一主体性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不断巩固和强化，“面对至今仍然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如何坚持主体性的问题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国家认同，奠基于文化主体性的坚实文化基础之上。”所以，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也成为边疆治理的一项重要使命。边疆治理中的文化认同教育，就是要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深入人心、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为持续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提供动力支撑。

（三）文化认同教育为实现边疆长治久安夯实人心基础

“治国必治边。”边疆稳固是国家发展、稳定、安全的前提和基础。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边疆稳首先是人心稳。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尤其是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边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这些历史性成就和进步为实现边疆稳固打牢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推动民族工作要依靠两种力量，一种是物质力量，一种是精神力量”，“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各有各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互相替代的，物质层面的问题要靠增强物质力量来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要靠增强精神力量来解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这实际上指出了，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长远和根本是增进边疆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让边疆的多元文化主体“向内凝聚”，铸就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没有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和对国家的认同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认同问题也就成了影响边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问题。边疆治理中文化认同教育，就是要牢牢扭住“文化认同”这个根本，运用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方法，引导边疆各族群众在思想深处认同中华文化的价值追求、实质内涵、基本精神，感悟中华文化的理念、特性、智慧、气度和神韵，从而厚植中华文化认同，进一步夯实边疆长治久安的人心根基。

四、边疆治理中文化认同教育的实践进路

文化认同教育在推进边疆治理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当前，边疆地区各级政府部门都非常重视文化认同教育，通过深入实施一系列文化惠民、文化育民工程，促使边疆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持续增强。然而，相关工作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制约了教育成效的深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顶层设计不够，教育的体系化不强，大多将文化认同教育作为思政教育、能力素质提升的一部分，没有充分体现文化认同教育的特点和功能；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关于中华文化的课程偏少，除开设习近平文化思想等专题课外，其他课程更多是作为加强领导干部的文化修养的课程来开设，没有突出以文化认同促进国家认同的作用；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学科建设滞后，中华文化方面的课程在思政课中的占比不大；社会教育更多以文化体验为主，深层次的教育功能不够彰显；教育的手段主要以常规手段为主，利用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手段开展认同教育不够普遍，特别是数智技术的运用还不够充分。为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教育，要适应新时代边疆治理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深刻把握文化认同教育的内在逻辑，着力突破文化认同教育面临的困境，补齐工作短板，确保文化认同教育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一）优化教育布局

系统完善的教育布局是开展文化认同教育的前提。边疆民族地区要把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突出位置，按照“认知、情感、价值、行动”相统一的原则进行教学设计，进一步优化以国家认同教育为重心、文化认同教育为基础、文化素质培养为重点的教学布局。在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中，应增加中华文化的教学比重，开设中华文化相关专题研讨班、进修班，其他班次做到中华文化相关课程全覆盖；在中小学，要根据不同学段、不同类型学生的特点，把中华文化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加强学科融入，构建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建设多维一体的育人平台和长效机制”；在大学阶段，应将中华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加强中华文化基础研究，培养中华文化专业人才；要把文化认同教育融入日常生活场景，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中达成教育的目标。

（二）丰富教育内容

生动丰富的内容是开展文化认同教育的基础。中华文化主要内容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文化认同教育的核心是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文化教育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具体到边疆地区，还需要结合各地的实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教育内容。比如，可以深度挖掘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边疆各族群众当家作主、团结奋斗的历史；结合当地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找到与中华文化的共同性因素，进一步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深入挖掘整理边疆各族群众爱国守边的生动故事，发扬和传承爱国守边精神，强化各族群众“四个与共”“五个共同”的共同记忆，引导他们自觉成为中华文化的信仰者、传播者、捍卫者。

（三）创新教育方式

开展文化认同教育，要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多采用边疆各族群众听得懂、易接受，既符合他们语言环境、风俗习惯、审美志趣、价值偏好，又贴近其日常生活与现实需求的方式，让中华文化春风化雨般滋养各族群众的心田，真正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的。要“突出中华文化特征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多角度、全方位地讲好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边疆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边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故事，让中华文化在各种生动故事中得以全面展现、直抵人心。同时，要适应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积极构建文化认同教育的网络载体和平台，发挥好网络“意见领袖”的正向作用，把中华文化以“网言网语”“微言微语”的形式传播给边疆各族群众。

（四）完善教育机制

科学完备的制度机制是有效实施文化认同教育的关键。一是完善文化认同教育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调配合的制度机制。边疆文化认同教育牵涉中央政府、边疆地方政府、家庭、学校、社会、市场、边民等多元主体，要进一步明晰各多元主体的责任和任务，强化纵向上的组织领导与横向上的协调配合，形成推进边疆文化认同教育的整体合力。二是完善文化认同教育资源供给机制。要强化统筹整合，针对不同对象、不同群体的特点，有针对性提供文化认同教育资源；同时，要完善中华文化研究的政策机制，在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理论研究、史料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予以政策保障和资源投入，优化财力、物力、人力配置。三是完善文化认同教育组织实施机制。文化认同教育要取得实效，既要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确保文化认同教育在政策的支持和保障下得以推行；又要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培育边疆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情感共识、价值共识、政治共识，真正让中华文化的种子在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五）建强教育队伍

文化认同教育是做人的工作，更需要得力的人去做。一是建设文化认同教育干部队伍。要按照“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要求，建设一支热爱中华文化、熟悉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的边疆地区干部队伍。二是建设文化认同教育专业人才队伍。要完善文化认同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政策机制和长远规划，在专业设置、招生就业、人才评价等方面予以适当倾斜，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深耕中华文化的专业人才。三是建设中华文化理论研究人才队伍。要引导广大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中华文化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扩大中华文化的知识生产。加强青年理论研究人才的培养，“为他们把好方向、搭建平台、创造机会，鼓励他们潜心钻研、厚积薄发”，推出一批研究中华文化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四是建设中华文化传播队伍。当前，国际话语权仍被西方所掌控，“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文化优越论’等话语仍然甚嚣尘上”，这就需要建设一支“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丰富的国际交流经验和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专业人才队伍。五是建设网络代表人士队伍。要完善网络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引领机制，采取有效方式切实把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弘扬网络正能量，讲好中国边疆治理故事。

五、结语

边疆治理的根本在于中华文化认同，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需要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加以引导和强化。教育作为最基础、最直接的思想引导与价值塑造方式，是增强文化认同最重要、最管用的途径。文化认同教育作为边疆治理中的一项系统工程、人心工程，其目标指向就是增进边疆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

尽管“文化认同教育”在学术层面已被提出，但如何将其从理论概念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行动方略，仍需学术界深化共识，加强学理阐释与理论建构。应通过系统化的理论支撑和路径设计，推动边疆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将文化认同教育纳入治理体系，形成多样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文化育人机制，从而为推进边疆治理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和文化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