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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那一年,民主人士为何“向北方”?

来源:统战新语 浏览次数:484

“不少历史读物、人物传记在涉及‘五一口号’后一些民主人士的经历时,经常用‘北上解放区,筹建新政协’一笔带过。这句话的背后,其实包含一段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进程。”近日,中国政协文史馆原研究员刘仰东接受“统战新语”专访,分享自己与同事李红梅合著非虚构纪实作品《向北方》的经历。

《向北方》全景式描写了中共香港分局、华润公司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部署,历时一年,接送大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解放区的过程。书中披露大量相关回忆录、日记等原始资料留下的历史细节,读来犹如亲历。

新中国成立前夕,涓泉归海,风平浪静有时,风高浪急有时。不变的是,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始终风雨同舟。

“这是一个很大的统战工程”

“这段历史在时间上与解放战争并行,构成了事实上的另一条战线。但相关历史读物的关注点多在解放战争(如三大战役等)的进程上,对‘北上’这段历史或一带而过,或根本不涉及,留下不少史实上的空白。民主人士北上,事关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新中国的诞生,是一段重大历史进程,并非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近日,刘仰东向记者讲述《向北方》的创作缘起。

2016年,中国政协文史馆启动“民主人士北上、新政协筹备会及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文史项目(以下简称“北上”项目)。相关成果在2018年举办的《大道同行——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国重要史事回顾展》中亮相。展览中许多首次披露的史料,让这段历史引起了大量观众的关注。作为展览主创人员,李红梅和刘仰东连续合作了两本书,一本是《人民政协诞生实录》,另一本便是《向北方》。

“民主人士分20多批次从香港乘船北上解放区,历时整整一年,这是一个很大的统战工程。”刘仰东说,因为是秘密出行,当时留下的原始资料不多,不少亲历者是在晚年回首往事时有所提及。

刘仰东和同事在调研中收集到相关档案文献、日记、回忆录等大量一手资料,也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如参与护送李济深上船的杨奇、在莱阳三里庄家中接待柳亚子夫妇留宿的“马大姐”、参与护送楚图南等从天津到华北解放区的刘焱等。

“北上”项目启动时,当事人或亲历者已寥寥无几,且都年逾九旬,刘仰东深感“抢救史料”之紧迫。

亲历者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由于时隔日久,难免出现差错。对同一历史细节,可能出现不同的说法。作者在写作时只能交叉查证,细心甄别。刘仰东遗憾于一些重要史料难以查询,无法定论,只能期待更多史料的披露,以形成更多的研究成果。

李济深、黄炎培的“金蝉脱壳”

《向北方》于2021年首次出版,研究者认为其有存史资政的学术价值,历史爱好者则感慨:“如果书中故事拍成电影,可谓一部紧张刺激的大片。”

在作者笔下,中共中央领导人运筹帷幄,香港分局巧妙部署,民主人士积极配合,每一次登船行动都计划周详,环环相扣,如同一场不见硝烟的战斗。

比如李济深借圣诞节假期在家大宴宾客,一招“金蝉脱壳”突破了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的双重监视,秘密登上苏联货船,与章乃器、茅盾、彭泽民等同行北上。

两个月后,黄炎培也通过“金蝉脱壳”的方式离开受严密监视的上海寓所。他“大宴宾客三天”麻痹特务,又佯装去永安百货商场购物,“前门入,边门出”,换车直奔码头,“由中共同志陪同”乘船赴港。

从1948年至1949年,香港分局共组织接送20多批次、1000多人从香港秘密北上解放区,其中包括350多位民主人士。

刘仰东记得2017年春天在广州采访杨奇时,95岁的杨老形容这段历程是“奇迹”,并感慨:“如果没有‘北上’这段历史,就不会有后来各界人士济济一堂的政协会议。”

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风雨同舟”

《向北方》一书呈现的丰富历史细节以及对史实的系统性梳理,为历史的拼图补上珍贵一角。

翻阅这段历史,刘仰东深有感触,香港分局和华润公司执行这么多次秘密行动的任务,竟无一次出现差错。任务“零失败”背后,中共方面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

且不论登船前与特务斗智斗勇的过程,就算顺利上船,10多天的海上航行也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第一批北上民主人士确定名单和方案后,正赶上冯玉祥乘苏联客轮从美国回国途中遇难。消息传来,周恩来从西柏坡紧急致电香港分局,要求压缩人员,确保安全。

每批民主人士北上,都有中共党员陪同。“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不只是一种寓意,也是一个事实。”刘仰东说。前两批北上人士都在台湾海峡遭遇强台风,不仅惊动了香港分局和华润公司的中共负责人,也惊动了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好在最终都化险为夷,民主人士顺利到达解放区。

中共确定的第一批北上名单只有4位民主人士,陪同的中共党员是章汉夫。长途旅程枯燥乏味,章汉夫却很会活跃气氛,他将同船的12位乘客称为“十二仙团”,还在中秋节这天办了一台“神仙晚会”,每人都要出节目,沈钧儒打了一套太极拳。蔡廷锴则一展厨艺,把苏联人杀猪加菜时准备扔掉的猪肚肠做成粤菜,赢得一片好评。

“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增至十余人,船上的中共党员是香港分局统战委书记连贯。这批乘客里,郭沫若与马叙伦、丘哲频频写诗唱和,郭沫若的诗中还记录下“扑克投机巧、咖啡笑语喧”的欢乐时光。鲁迅之子周海婴临行前省下买棉衣的钱买来一架相机,为同船民主人士拍照,留下不少珍贵史料。

1948年11月底,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等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时在“华中号”上合影,拍摄者正是周海婴。资料图片

说到船上的气氛,刘仰东认为“最有故事”的是柳亚子、陈叔通、包达三、郑振铎、马寅初、叶圣陶、曹禺等20多位民主人士组团的“知北游”(来自叶圣陶出的谜语:我们一批人乘船赶路——打《庄子》一篇名,叶解释此处“知”即知识分子)。一行人在船上共度6日,开船后第一时间启动喝酒、搓麻、下棋、打扑克、赋诗、拍照等活动,第二天开始每天开晚会,陈叔通讲“民国成立时掌故”,柳亚子谈“民初革命”,王芸生讲宋子文的“洋奴态度”,包达三谈“蒋介石琐事”,叶圣陶唱昆曲……

某日晚会结束,大家合唱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半年后,这首歌曲被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确定为代国歌。“船上出席政协会议的十几位民主人士想必都投了赞成票”,刘仰东在书中写道。

“国旗、国歌、国徽,新政协的召开,新中国的诞生,都与‘五一口号’息息相关。”刘仰东说,“但现在提到‘五一口号’,也许还有人以为是单纯庆祝国际劳动节的口号,这与‘五一口号’应有的公众认知度尚有很大差距。其实在中共党史,共和国史,统一战线史上,‘五一口号’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